一、“贝”

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解释“贝”为：“海介虫也，居陆名猋，在水名蜬。象形。古者货贝而宝龟，周而有泉，至秦废贝行钱。”

古人把海贝当作货币。“泉”也是古代钱币的名称。早在作为货币之前，贝也作为装饰物，而且种类多样。它们材质多样，用途广泛，且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。

商族人擅长经营生意，到了商代，贝币广泛使用。齿贝因其体积较小方便携带，于是人们把齿贝磨平并串成一串，用来交换物品。

随着商业交易活动的频繁，人们对于贝的需求也逐渐增大。然而天然海贝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难以满足贸易活动的需要。贝多产自沿海地区，交通运输不便，难以支持日益增长的贸易活动。

于是人们开始使用其他材料摹仿贝币。商周时青铜冶炼技术得到发展，出现了仿货贝的铜贝，甚至有包金铜贝、金贝。有学者认为，这种铜贝在当时并非充当货币使用，它们的装饰性要大于货币属性。

1971年在山西保德林遮峪的一个商代晚期墓中发现了109枚铜贝、112枚海贝。这些贝就被用于“辔饰”。《仪礼•士丧礼》“荐乘车……缨、辔、贝勒县于衡”。勒就是马笼头，贝勒就是用贝做装饰的马笼头。

根据铜贝上有无文字，可分为有文铜贝与无文铜贝，它们都是摹仿贝的形状。楚贝多为有文铜贝，又被叫作“蚁鼻钱”、“鬼脸钱”。

关于“蚁鼻钱”名称的来由，有学者认为楚人口音中的“一贝”听起来与“蚁鼻”相似，且“蚁鼻”形容事物轻小，楚铜贝也正好体积微小，因此得名。也有学者说铜贝上刻的文字看起来像是一只蚂蚁，所以称蚁鼻钱。

而另一种刻着“巽”字的楚贝看起来像鬼脸，故得名“鬼脸钱”。目前出土的楚铜贝数量很多，铜贝上的文字也有多种。但数量最多的就是“巽”字铜贝。

楚铜贝出土的范围很广。陕西、山东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苏等地都有铜贝出土。楚铜贝的出土地点为什么如此广泛呢？这与楚国的历史有关。

二、楚国历史

楚人自称是火神祝融的后裔，共有八个部落，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叫鬻熊，鬻熊的妻子名叫妣厉。妣厉难产，剖腹产生下孩子之后，便离开了人世。巫医用楚（荆条）缝合妣厉的腹部。

为了纪念妣厉，人们把部落命名为“楚”。楚人在夏商之际从中原地区迁移到了江汉平原，与南方苗蛮族杂居。荆楚文化与南方土著文化互相交融，这对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尤其是南方土著民族掌握的青铜冶炼技术，对后来楚国的发展兴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楚国位于长江流域，本是周朝的诸侯国之一。公元前704年，楚国国君熊通自立为楚武王。

此后，楚国通过攻打随国，占领了上古湖北铜绿山，获得了丰富的铜矿资源，又掌握了铸剑技术，拥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。生活在楚境的扬越人掌握着青铜冶炼技术，他们给楚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——红铜。

红铜是青铜冶炼技术的重要原料。《天工开物•铜》：“凡铜供世用，出山与出炉，止有赤铜。以炉甘石或倭铅参和，转色为黄铜；以砒霜等药制炼为白铜；矾、硝等药制炼为青铜；广锡参和为响铜；倭铅和写（泻）为铸铜。初质则一味红铜而已。”拥有了雄厚的战略物资基础，楚国的版图逐渐扩大，甚至能纵六国而伐秦。所以，楚贝作为贸易往来的重要角色，它的足迹自然遍布楚境。

铜贝是如何铸造的呢？不同成分的铜贝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

三、铜贝的铸造

铜贝的铸造需要铜范。范，就是铸造器物的模子。《荀子•强国》“刑（型）范正，金锡美”。我国先秦金属铸币大多使用陶范、石范。但这种铸造方法不仅不能大批量地铸币，而且很容易毁坏。

所以楚国使用铜范铸造，生产了大量的铜贝。铜贝铸造工序有刷涂铜范、预热、浇铸、冷却、启范等。铜范有浇铸口、浇铸道、铜贝形腔。铸币时，两件铜范中间放置一块陶隔膜，将铜范合并。再将铜液注入铜范内，一次可以铸造多枚铜贝。

铸造铜贝的原料有铜、锡、铅，三者按照不同比例混合铸造。考古人员发现，出土的楚铜贝并不是一模一样的规格，甚至成分含量都有较大差异。这也与楚国历史发展密切相关。

从铜贝中铜含量与铅含量比例的大小，可以大致推测出铜贝铸行的三个历史阶段。根据陈衍麟先生的论著所述，分别以湖北孝感、河南安徽北部、山东曲阜出土的铜贝为代表。

第一个阶段是楚国早期铸行的铜贝。此时楚国国力强盛，拥有充足的铜矿资源，经济发达，所以铜贝重量平均有4.3克，铜含量高，做工精良。

第二阶段是在战国中期。楚国受秦压迫，战争频发，经济紧张，通货膨胀。此时货币数量剧增，但是质量明显下降。铜贝重量降至2、3克，铅含量增加到12%至45%。

第三阶段是楚国晚期，经济凋敝，货币贬值。铜贝平均重量只有1.2克，铅含量竟高达60%至70%。小小一枚铜贝，见证着楚国的兴衰荣辱。

四、铜贝贝面文字

楚铜贝贝面文字具有特定意义。根据伍腾飞先生的论述，学界将贝面文字释为三种用途：用来标明产地、面值、重量。

如

字贝，尤仁德先生认为这是“穰”的简笔，表示这种铜贝产地在当时的邓州穰县。陈隆文先生主张将面文倒过来看，为“屰”或“咢”，即鳄（扬子鳄）。扬子鳄分布在湖北东南部，因此表示地名“鄂”，即铸行蚁鼻钱的楚鄂都。

汪本初先生将其释读为“巽”。由《尚书·大传》“死罪罚二千馔（巽）”，释作标明面值。此外还有刻有如三、百、十等表示面值的贝文。

因“巽”本身为重量单位，也有学者将其解释为标明重量。但是这种说法不太能使人信服。铜贝体积小而轻，最轻的0.1克，最重的也只有7克。

日常生活中应该不会用这么小的贝币去计量轻重。周景王时期曾建立铜币的“母子相权制度”，如韩、魏、赵三国铲形货币中的半釿、一釿、二釿比价为1：2：4（釿，古代金属重量名，货币名。）

且铸币的外观与其面值相符，三者的重量也有一定差异。但楚铜贝重量相似，外观并没有很大差异，所以并不是用来称重的。

五、楚国铜贝充当计数货币

公元前322年，楚国国力已经达到鼎盛时期。实行土地私有制。手工业发展迅速，铸造工艺先进，创造了失蜡法铸造工艺。随着商业的发展，楚国建立起规范的关税制度。关税也成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之一。

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促进了社会第三次大分工，专门进行商品交换的人逐渐形成了新职业：商人。民间多用铜贝等小钱进行小额交易。

大宗商品交易则用黄金等贵金属。楚国发达的经济，繁荣的贸易，催生了多样的支付手段，发展为以金版为主币，铜贝铜布为辅币的货币制度。

楚铜贝充当着计数货币的功能。蚁鼻钱因体积小，便于携带，常用于小范围内的商品贸易活动，所以它的出土范围集中在楚国管控的区域内。

《史记•孙叔敖传》“庄王以为币轻，更以小为大，百姓不便，皆去其业。市令言之相曰：‘市乱，民奠安其处，次行不定。’相曰：‘如此几何顷乎？’市令曰：‘三月顷。’相曰：‘罢，吾今令之复矣。’后五日，朝，相言之王曰：‘前日更币，以为轻。今市令来言曰市乱。臣请遂令复如故。’王许之，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。”

楚国令尹孙叔敖十分注重市场及货币的管理，这也反映出楚国政府对货币的严格管控。

六、从铜贝看楚文化的影响

2008年7月《清华简》公布。其中《楚居》篇记录了一则“鄀国盗牛”的典故。

“至酓绎，与屈紃，思鄀嗌，卜徙于夷屯，为楩室。室既成，无以内之，乃窃鄀人之犝以祭。惧其主，夜而内尸，抵今曰夕，夕必夜。”

楚国部落首领熊绎，建国时从鄀国偷了一头小牛来祭祀祖先。

一个如此孱弱的小诸侯国，是如何成长为强大的楚国的？

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。起初，中原人视楚人为蛮夷。楚国刚受封成为诸侯国，国君熊绎赴岐阳参加诸侯盟会，却没有席位，还当众遭到羞辱。回国后，他带领众人开荒辟岭，艰苦创业，一步步拓宽了楚国疆域。

“我蛮夷也”。西周王室式微，楚君熊渠趁机开拓疆土，并分封给三个儿子，称之为王。直到周厉王时才去掉王的封号。从货币铸行看，“金银铜三种货币齐备，唯楚独有”。

其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严格规范的管理并行，使楚国焕发强大的商业活力。其不惧艰难，积极进取的精神使楚文化在华夏大地绽放璀璨光芒。

楚国依靠丰富的铜矿资源，打造利器、铸行铜贝，凭着积极进取的精神艰苦奋斗，从一个被瞧不起的“南蛮”小国发展壮大直至鼎盛，然后分崩离析直至灭亡。无论是曾经的辉煌、荣耀，或是后来的衰败、消亡，都随着历史长河化为黯然。

那个高呼着“我为蛮夷”的楚王早已不复存在。只有一枚小小的铜贝，成为历史的见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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